一直有两种定义城市的方式，一种把城市定义为“定居模式”，另一种把城市定义为“生活方式”。 从“定居模式”看，所谓城市，一般指一种群体组织的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口密集地生活在一起，占有广大的空间。他们并不直接生产食品，更不从事农业活动。之所以聚集，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其中的统治者高高在上，行使权力，更多的人为这些统治者服务，成为他们的臣属甚至奴仆。从“生活方式”看，城市呈现了与分散的乡村不同的特点，密集的人口所依循的生活模式，构成了“城市文化”的主要内容。从纵向看，这一文化形态会随城市的变迁而转变，但从横向看，人们会发现，城市始终是那些引领潮流的享乐风气得以滋生的场所。即使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所谓城市的“生活方式”，便和享乐挂钩，不仅指享乐本身，而且还包括了享乐的对象。城市生活往往就是一种狂欢的世俗生活。

据史料记载，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城市。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不论在规模、人口以及繁华程度上，均居于世界城市之前列。先秦不必说，从秦之咸阳、唐之长安、隋之洛阳，再到北宋之汴京、南宋之临安，以及元明清三代之北京，与世界同时代和同类型城市相比，都堪称奢华庞大，其中的丰盛与富足，往往令外来者瞠目结舌，以至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西方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才开始出现堪与中国比肩的大都市。

面对如此漫长的城市发展史，我们可以想见其中所呈现的生活的多样性与享乐的丰富性。事实上，热爱世俗生活，乃至到了纵情享乐的程度，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从生活史角度看，世俗的狂欢贯穿了中国城市的整个发展过程。

不过，依赖城市空间所滋长的享乐，却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中国城市就其制度而言，经历了两大阶段，而以宋划界。宋以前的城市，属于封闭式的里坊制，由宋之汴京开始，一变而为街市制，使城市由封闭转到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生活才迅猛地发展了起来，其形制延续到晚清民初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进入中国，传统城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仍在进行当中。今天的中国，仍然保留当年情景之城镇，恐怕已经少之又少了。

这说明，中国人所过的第三种生活是一种具有民间性质的世俗狂欢，其主要场所在城市，尤其是城市中的街市。正是在这个街市里，中国人创造出了后来演变为重要的精神表达手段的种种艺术形式，如歌赋、诗词、戏剧、说书、小说、弹唱、相声等等，同时还有丰盛的食肆，各式风味的饭馆沿街排去；还有等级不一的青楼，以及青楼中会弹能唱的妓女，使城市的夜晚到处是一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忘我气象。宋代词人柳永用文字描述了他所目睹的江南都市的繁华景观：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在这里所写的，是宋时杭州，后来偏安一隅的临安。当代词学家胡云翼在对此词的题记里评点道：

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胡云翼通过引用罗大经的话和谢处厚的诗，表达了一个千年的主题，那就是正统儒家与世俗狂欢之间的价值对立。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内里其实是互补的。这和礼制当中的等级生活与城市街区上的民间生活一样，表面上似有天地之别，实际上两者互为镜像，而成为对方存在的充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