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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变动,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和不间断出现的兴衰交替一样,随着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不断挣扎在营建与毁弃的反复之中。曾经灿烂的咸阳,集天下六国之力扩建,在楚汉相争中化为灰烬。汉长安保持了几百年的繁荣,随之在动荡的三国争雄里几起几落,这自然包括后起的京城洛阳。隋唐长安,无论在城市规模还是城市制度上,都达到了少有的高峰,是里坊制的楷模,也是城市规训的顶点。后周柴荣一纸诏书,把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经济理由立为京城的开封,也就是汴京,塑造成为街市制的开端。可惜北宋仅只存在了一百多年,汴京终于成为繁华美梦的象征,而变成《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描绘与叙述对象,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发着幽灰的彩光。南宋偏于一隅,却让江南从此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这自然影响到城市的建设。临安首先作为点缀太平的中心而兴建起来,并且其繁华程度绝不亚于汴京。之后,明清两代,江南繁盛,一波三折。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地,先后成为帝国经济的中心,其中的奢华足以让后世惊诧。清末一场灾难式的太平天国,给江南以致命的打击,苏州、扬州先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远东大都市上海。于是,上海就成为中国城市从传统模式进入现代模式的样板,引领着此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步伐。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及其狂欢模式并不在这本小册子谈论的范围,我想指出的是,上海承续了此前中国城市生活形态的传统,同时又吸纳了西方现代都市的理念,而成就了今天中国的城市样貌与居住方式。

城市的起伏兴衰,给后人带来了千古之忧伤。吴自牧把描述临安繁盛之书名为《梦粱录》,言之下意就是,城市繁盛无非一枕黄粱而已。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同样是对逝去的奢糜心怀绝望,而娓娓道出那一去不返的繁盛景观。沉浸在城市欲望之中,敏感的人会感受到人生不过是黄粱美梦而已。繁华只在表面,这就让城市与浮华联系在一起,书写着历代城市的起落与迷茫。而之所以叫浮华城市,是因为它一端是繁盛,一端则是淫靡;一端是荣耀,是盛世太平歌功颂德的重大象征,一端则是纵欲,是末世残局气息奄奄的真实写照。

由明入清的明朝遗民兼文人张岱,一直生活在江南,早年纵情声乐,极尽奢华,晚年落泊江湖,穷愁聊倒,人生大起大落。他最后的生命价值在于写作,并通过写作不断追忆当年之繁盛与狂欢。加拿大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卜正民在讨论到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时,谈到了这个张岱:

张岱是我们了解明王朝最后几十年杭州动荡岁月的最好向导之一。他写于明朝覆亡后的冠之以“梦”的著作中满是被痛苦的失落感强化了的、或者可以说扭曲了的回忆。他认识到他生活其中的晚明的皇亲国戚、高官同僚、僧侣文豪以及名妓的上流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存在于他的记忆中。

卜正民在这里所说的“记忆”,指的是张岱晚年所写的《陶庵梦忆》,里头尽是对当年奢华生活的温情回忆,而且所涉之事,多是生活小事,世间奇人。作者津津乐道于各种细节,描写细致入微,让繁盛落实到微妙处,而又跃然纸上。事实上,张岱所提及的,是一种城市的繁盛,以及享受这一繁盛的不同阶层。表面看,他是对高雅与放荡的忆述,内里却是无边的绝望,是对因繁盛而淫靡,因淫靡而堕落,因堕落而灭亡的变化过程的亲身体认。张岱得以目睹大明王朝的瞬间崩溃,明白富贵荣华如流水般消逝的浅显道理,旧人不再,新人生厌,个人不幸,家国不存,浪迹江湖,朝不饱夕,落泊狼狈,孤家寡人,无言以对,真可谓“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他内心对繁盛的体认,便是真切的浮华。由繁盛而入淫靡,便是浮华的写照,再由浮华而归于灭绝。这也印证了世俗狂欢的本质,就是享乐之后的空无。

西湖三船有楼,实包副使涵所创为之。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偫美人。涵老声伎非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靓妆走马,媻姗勃窣,穿柳过之,以为笑乐。明槛绮疏,曼讴其下,擫籥弹筝,声如莺试。客至则歌童演剧,队舞鼓吹,无不绝伦。乘兴一出,住必浃旬,观者相逐,问其所止。南园在雷峰塔下,北园在飞来峰下。两地皆石薮,积牒磊砢,无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涧桥梁,不于山上叠山,大有文理。大厅以拱斗抬梁,偷其中间四柱,队舞狮子甚畅。北园作八卦房,园亭如规,分作八格,形如扇面。当其狭处,横亘一床,帐前后开阖,下里帐则床向外,下外帐则床向内。涵老据其中,扃上开明窗,焚香倚枕则八床面面皆出。穷奢极欲,老于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郿坞,着一毫寒俭不得,索性繁华到底,亦杭州人所谓“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时亦贮金屋,咄咄书空则穷措大耳。

一句“左右是左右”的“繁华到底”,恰恰就是“浮华”的本性。即使备有金屋,也只是“咄咄书空”而已,原无一物为真切。张岱还写奇女子,如“王月生”,有“出污泥而不染”之气质,颇为自况。然读毕掩卷,浮华其外,冷月藏心,徒剩“家去”二字入眼,内里还是空无: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与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不易出口。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权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书帕,非十金则五金,不敢亵订。与合卺,非下聘一二月前,则终岁不得也。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所交有当意者,亦期与老子家会。一日,老子邻居有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谇嘻笑,环坐纵饮。月生立露台上,倚徙栏楯,(目氐)娗羞涩,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有公子狎之,同寝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走伺之,面赪,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口蹇)涩出二字曰:“家去。”

张岱还是有涵养品味之人,笔下每以气质为胜,慨叹奇人艳事淫靡之余,尚存文意。及至《金瓶梅》,那就纯然以世间欲望为主旨,而把城市狂欢从里到外推到极致,而让街市充满了世俗的享受。

《金瓶梅》开章写西门庆热结十恶少,写出了一班街头混混的典型形象:

只为这西门达员外夫妇去世的早,单生这个儿子却又百般爱惜,听其所为,所以这个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亡后,整日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个最相契的,姓应名伯爵,表字光侯,原是开绸段铺应员外的第二个儿子,落了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因此人都起他一个诨名,叫做应花子。又会一腿好气球,双陆、棋子件件皆通。第二个姓谢,名希大,字子纯,乃清河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自幼父母双亡,游手好闲,把前程丢了,亦是帮闲勤儿,会一手好琵琵。自这两个与西门庆甚合得来。其余还有几个,都是些破落户,没名器的。一个叫做祝实念,表字贡诚。一个叫做孙天化,表字伯修,绰号孙寡嘴。一个叫做吴典恩,乃是本县阴阳生,因事革退,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以此与西门庆往来。还有一个云参将的兄弟,叫做云理守,字非去。一个叫做常峙节,表字坚初。一个叫卜志道。一个叫做白赉光,表字光汤。说这白赉光,众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听的,他却自己解说道:“不然我也改了,只为当初取名的时节,原是一个门馆先生说我姓白,当初有一个甚么故事,是白鱼跃入武王舟;又说有两句书是‘周有大赉,于汤有光’,取这个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汤。我因他有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说这一干共十数人,见西门庆手里有钱,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乱撮哄着他耍钱饮酒,嫖赌齐行。

《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清河县,算不上是大都市,但其中的市镇情态,却与中心城市的世俗,在狂欢的性质上却是相通的。小地方恶少结交的自然是地痞,“帮闲抹嘴,不守本分”。中心城市也有同一类人存在,也会结交以成帮派。但中心城市还有众多的士人,他们求官求名,晧首穷经地苦斗,却因种种原因而怀才不遇,于是痛改生活方式,以侠客自居,过一种游侠的放浪生活,通过在个性张扬的狂悖,试图去抗拒来自官场的功名吸引。台湾学者王鸿泰研究明清之际城市当中的士人交游,指出尚侠风气形成的原因:

明清“尚侠”文化的风行,实可视为城市文化与科举压力内外交会、因缘相结的结果。关于“侠”文化的探讨,概可由此两方面入手。反过来说,这两者也可说是明清社会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基因,透过此两者所交会之“侠”文化的分析,以深究此两者之辩证关系,是一个深入理解明清文化之重要且有趣的途径。

自唐确立科举制度以后,传统士人的出路就是通过考试而进入官场,以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除此之外的一切,都算是放浪形骸,不务正业。清末大诗人龚自珍本意不是写诗作文,而是要在政界获取功名,他纵有“可怜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的文学才能,也无法对自己一生不被重用而稍有释怀,整日热盼朝廷真能“不拘一格”用人材。可惜终其一生,龚自珍也只是个诗人而已。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科举制度高度成熟,出路单一,导致众多士人寻不到适当的出路,让建功立业只成为少数幸运的读书人的“黄金事业”,大部分徘徊在功名边缘,耗费生命,成了那个年代的“边缘人”。也正是在这种出路无望的现实环境中,才激发了士人间的“游侠”意愿,以至传播开来,竟成风气。王引《汉阳县志》“文学类”云:

李以笃,字云田,太仓守世鳌孙,性肮脏,坦率¨¨¨不屑科举法¨¨¨以资深贡太学,辇下名人争相招致,笃落落然也,久之,不中,益放情诗酒,自号“老荡子”,纵游吴越,所以追欢买笑,货橐不惜,置姬宝镫婢妇扫镜,相与博弈饮酒赋诗,乐而忘返,合肥龚端毅作《老荡子失意行》赠之。

这种不务正业、不求正道、不慕名位的人生态度,袁宏道是其中的典型。他直言人生之“五快活”为: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XI),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地,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袁宏道所说之“快活”,可以见出价值沦丧之后的无奈,是在士人精神中融入流氓地痞之态度的一个结果,用以增强对抗世俗官场诱惑的力度。前四“快活”可理解,唯第五条之“快活”见出真义。不求聚财,只求挥霍,最后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处,是四处行乞,往来乡亲,“恬不知耻”,在羞辱中体会人生落泊之底线,而重新获取“快活”。

这也说明,在袁宏道眼中,前四项快活都是过眼烟云,都是浮华,犹如城市之繁盛,犹如园林的虚幻,犹如朝堂之血腥与无情,唯有沉入人生绝境,在无出路处体验人生的出路,那才是真的快活,一种对绝望的快活。

说穿了,这种城市浮华的表象,集中体现在街市或明或暗的妓院上。如前所述,戏院、酒楼、茶馆是构成浮华城市的主要景点,而穿插在这适应观看、食欲与交游之需求场所的,便是无所不在的妓院青楼,以及当中众多身怀绝技、相貌靓丽、催发春情、生产离愁恨意、偏偏历史上无名无姓的妓女们。中国的妓女文化,是镶嵌在浮华城市纵欲表象上发亮发潮的欲望之镜像,是浮华城市的起因与结局,从本能的身体渴求,到高尚的文学写作,无不在这个镜像中找到对应的样式。柳永的词便是证明: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昼夜乐》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迷仙引》

昨霄里恁和衣睡,今霄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曵。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丽梦、任攲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婆罗门令》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蝶恋花》

历来文学研究者对柳永评价不高,以为其中的脂粉气太多,狎妓寻欢明目张胆,是影响正道的文字案例。但其实柳永和袁宏道一样,牢骚满腹,怀才不遇。柳纵情声色,在妓院寻找到相对真实的体验,所以才写出几近绝响的艳词。袁宏道不像柳永,他营建随园,在诗意的栖居中消磨时光,其实也是一种虚掷的生涯,其中自然少不了美妇靓女的陪同。柳永的咏叹是粉色的,袁宏道却在他所谈论的第五项“快活”中,看到了人生的绝境。都是对浮华的观察,一个是在艳遇中忘却人生,一个是在无奈的冷眼中看透人生。这是他们的不同,自然也影响到各自文学上的成就。

正因为妓院在浮华城市中的作用,王鸿泰才强调:“妓院是最能反映和表征城市繁华的场所,同时,它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交场所。” 狎带妓女之游便叫“狭邪之游”,简称“侠游”。王鸿泰认为:“侠游”实指“狭邪之游”,“除字义上‘侠’与‘狭’本可相通外,事实上也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意涵。”王文提到王世贞赠曹子晋诗,提到“侠游”:

末路解强迹,少年多侠游。生能学周处 ,吾岂厌曹丘。

十日丹阳酒,三江白版舟。故园无限泪,黯淡不成收。

诗前王世贞有引言,说曹之晋有“狭邪之游”,给他一句劝勉而绝之。

晚明潘之恒,几以妓院为家,钱谦益形容他道:

好结客,能急难,以倜傥奇伟自负。晚而倦游,家益落,侨寓金陵,留连曲中,征歌度曲,纵酒乞食,阳狂落魄以死。

友人汪然明为之做挽诗,形容他:

年来浪迹在天涯,半为名山半狭斜。

历遍繁华应觉梦,翻成到处即为家。

因为久居金陵,常在妓院度日,潘之恒自己素有观察:

六朝佳丽,宛在秦淮。朱雀桥头,南引狭邪之路;乌衣巷口,曲通游冶之场。挟弹飞鹰,藉藉繁华公子;鸣鞭策骑,纷纷佻达儿郎。剑客藏名,托兹以砻侠骨,文人失职,借此以耗壮心。则有仙貌非凡,原居天上;俗缘未断,蹔谪人间。

王鸿泰在文末总结明清的“狭邪之游”时,对这种风气之场所的观察,使他得出结论,认为发生在明清城市中的游侠之风,造成了一种“社交场合”。显然,这种“社交场合”,是和城市本身的欲望空间以及浮华布局是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由繁盛而淫靡,谱写了一曲由盛而衰的挽歌,始终与弥漫于社会上层的士人之风合为整体,从而为中国传统城市的历史,更为浮华本身,涂抹着生生不息的欲望底色。

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小书,介绍中国传统建筑,书名很烂,内容尚可读之,选其中一段放在这里,有兴趣者可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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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

杨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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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授。曾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画廊》杂志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评论员及加拿大温哥华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近二十年来,撰写有上百万字的专业评论,涉及绘画与摄影。被收入贾方舟主编的《中国艺术评论家》,为近二十年在此领域做出成绩的36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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