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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1980年,秋天,我还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一个周末的晚上,同学们在学院礼堂聚会。那是80年代典型的舞会,老师与学生共舞。老师按老派风格跳交谊舞,同学们则跳不规则的,刚传进来的,据说是西方的迪斯科。我是在那一次聚会中认识加东的,她是我的老师徐坚白的小女儿,当时也是大学生,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我记得当晚她穿的是一件浅色中褛,夹在大伙中间。别人介绍我与她相识时,她颇为大方地与我打招呼。于是,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交往。

那时,我正做作家梦,刚发表一篇小说,叫《孤岛》,引起不大不小的反响,并且居然作为“清除精神污染”的南方罪证受到中央级批判。这个“知名度”让我在那个时节认识了一些文学中人,其中包括交往至今的赵振开,也就是作家北岛。我与加东相识,小说算是个缘分,她和我见面就谈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所谓“小说”。从那以后,我们聊天总离不开文学。我发现,加东的志向也是当作家,而且很快知道,她马上要去美国留学。那时去美国读书,是几乎让所有人羡慕的事。因此她也就成为我暗中羡慕的对象。她介绍我阅读美国华人作家于梨华的长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关于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描述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男子,在攻读博士的艰难过程中,如何得到一段不无畸形又不无艳美的奇特爱情,最后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如何地烟消云散。当年我的阅读感受是一个“梦”字。我对加东说,她还有梦可做,那是北美之梦,我则呆在中国,无梦可做。现在想来,那其实是混话,是年轻人的说法,但也的确表明那个年代对于出国的幻想是多么地深重。

没想到很多年以后,在新旧世纪之交,已经中年的我也举家到了北美,移民温哥华。更没想到的是,在温哥华,我竟然意外地见到了准备重返美国定居的加东。那同样是一个深秋的日子,我们都已不再年轻,都已饱经沧桑,都在中年时,深刻而现实地体会到了生之困境。直到这时,我们才倍感文学的奢侈,感到能够继续讨论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情的由衷喜悦。加东告诉我,她仍然在写小说,仍一直在写已经多年构思的一段我从没有机会阅读的奇特的人生故事。说穿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篇奇特的故事,都是让所有文学家惭愧的伟大小说。加东坚持要写,我想,她写的一定奇特非常。我想象着加东的写作,并回忆我当年对文学的梦想。面对现实,那一份梦想已经异常苍白,苍白到我几乎忘记自己曾经立志要去当作家。多年来我只对艺术研究有兴趣,而且,我的研究也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把艺术当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已。我惊异于自己对文学的淡漠,这说明生活的磨难具有比文学更强大的力量;同样,我也惊异于对艺术的坚持,其中自然包括对文学精神性的由衷理解。那同样是一种生活,经受磨难而愈显伟大的生活。

之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老师徐坚白与谭雪生。加东父母是上一代的油画艺术家,经历了革命,经历了运动,经历了改革,经历了移民,其中有荣辱,有兴奋,有成就,更有遗憾。谭雪生老师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老教务处处长,不仅参与创建这一南方最重要的艺术学院,而且还是当年昌岗路校区基建的监督者与实施人。我曾经颇为耐心地倾听谭老师描述广州美术学院的过去,他坚持把历史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由胡根天创建的“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当年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讲述他在学生时代如何左倾,如何与国民党的校方相斗,如何在危难时刻得到林风眠的重要帮助,又如何认识年轻而有才气的徐坚白,及如何相爱,如何经历解放,徐坚白老师又如何从美国曲折地回到刚解放的中国,与谭雪生如何相聚,接着如何地去“参加革命”。讲述当中,自然夹杂了不少的人事关系,夹杂了不少对历史与个人的私底下的评价。

我以前在与加东的交谈中,也不时听她讲广州美术学院的见闻。加东在广州美术学院的院子里长大,不仅知道不少美院的往事,更重要的是,这往事一般不会登大雅之堂,成为所谓的“历史”。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厚,我越来越切身地感受到,这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往事,才是真实的历史,相反,浮在正统叙述表面的所谓“历史”,很容易成为一种过于轻率的,因现实原因而刻意褒贬的既定概念,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意识,还左右他们的记忆。

也许因为从小热爱绘画的原因,坐落在广州河南昌岗路的广州美术学院,是我自小就热切向往的地方。记得在文革期间,还是少年的我,曾经多少次扒在美院的红砖墙外,探头探脑地窥视墙内的景色。这种窥视自然一无所获。直到文革结束,通过正式考试,我才得以走进这所学院。但是神秘感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学期间,同学们就在流传老师们的种种故事,有笑话,有扼腕,有叹息,更有茫然。真正的历史被尘封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所有想象,但也促使我对历史产生强烈兴趣,尤其对那些隐藏在个人记忆深处的琐碎细节,不时会有穷究的热情。大概是这个原因,就在我与加东共同合作,为徐坚白老师第一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个人画展期间,我力劝她放下一直在写作中的小说,花点时间写一本回忆录,把她所经历过的、与广州美术学院有关的趣事写下来,结集成书,给读者,更给后人留下一份精彩生动的文本,也多少让曾经被一再曲解的历史有所还原。

这就是眼前的《我的美术世界》,篇幅不长,以加东的细腻观察和描述为主线,加上生动精彩的文字,居然成为一本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我一再阅读加东的文字,不时会有一种冲动,想动员加东不妨多写些这一类文字,而把虚构的小说稍稍放下。仅仅有记忆,有经历,而没有文字,我不知道最后会成就什么。只有像加东那样,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如此漫长的写作实践,又有如此独特的个人经历与记忆,彼此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像《我的美术世界》这样有趣而可读性强的作品。

我写这不算什么正规的“序”,而更像是一篇记忆,是对与加东漫长的文学交往的一个文本式交待。我希望她继续写作,不仅她的小说,我一直期待着的,而且还包括这一类文字,以及,她不时与我描述过的、对独特历史的个人研究。加东是极有文学才能的人,有阅历,有性格,有价值观,一直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一切。我明白,加东之所以坚持如此,就是因为她自小就迷恋文字,迷恋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絮语般的叙述。

我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其它文字的出现。

2009年10月22日

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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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

杨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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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授。曾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画廊》杂志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评论员及加拿大温哥华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近二十年来,撰写有上百万字的专业评论,涉及绘画与摄影。被收入贾方舟主编的《中国艺术评论家》,为近二十年在此领域做出成绩的36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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