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是自然赐予的，人心则是上帝的造物。自然的沙漠召示着人心的无尽，人心深藏着各种暴虐的风沙与曲折。巴比伦国王以为他的智慧可以算计人心，结果他自己被人心所算计，消失在无边的起伏当中。

人心这座迷宫，有着无边的黑暗。

1938年，被誉为具有钢铁意志的斯大林，同意让全体政治局委员见见那个可怜的季诺维也夫，看看他是如何为了使自己免遭屠戮的命运来求情的。欣赏一个垂死之人的无望挣扎，也许更能获取快感。又有谁能窥透这快感的底线在哪里？季诺维也夫来了，他气色不好，精神委顿，脸色苍白。可怕的审讯和严重的哮喘病把这个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国际共运的著名领袖、共产国际的主席，口若悬河的理论家折磨得不成人样。季氏除了申辩自己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斯大林外，他还暗示，当年列宁逝世以后，他是如何为了保全斯大林的政治生命，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嘱，同意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那段历史，可是斯大林本人最为灰暗和永远难忘的日子。不过，此时的总书记已经不需要担心什么了，他已经拥有足够的权力去进行报复，去把列宁的近卫军一个个地赶尽杀绝。这个历史上少有的暴君胜券在握，成竹在胸。所以，他只是哼了一声，不经意地说道：那是狗一样的感情！

这是一句威胁，更是一句极端藐视的警告。季诺维也夫没有办法了，他只能提出，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在公开审判中无情地羞辱自己，党应该保全他的生命。斯大林听完，竟笑着对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说：你们看，他居然还要向党讲条件！党在他心目中原来是可以讲条件的对象。

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白：党是神圣的。

这个由斯大林操纵的党真的是神圣的么？当季诺维也夫嚎叫着被拖向地下室处决时，他不知是否还认为党真的是神圣的。党这个时候成了斯大林的内心写照，成了无边黑暗的唯一象征。

其实，季诺维也夫忘记了，当年，也就是1924年，三架马车，他本人，斯大林和加米列夫，联合起来对付托洛茨基时，他也是昂然注视着愤怒的托氏的。面对着政治局里接二连三的卑鄙阴谋，托洛茨基只能用退出会议来表达他的绝望。当他步出克里姆林会议室门口时，这位十月革命的功臣找到了发泄情绪的方式，那就是用力地把门口的大门关上，好发出澎然的声响。

然而历史却往往喜欢捉弄人。那扇沉重的铁门，只是吱地一声，刚好合上。

托洛茨基的愤怒一直到死都没有很好地发泄出来。他死的时候，只来得及向杀手惨叫一声，此后就无声无息了。一代革命的大师终于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这个人是1919年俄罗斯红色恐怖无情的决策者和坚定的执行者，是国际共运史上狂热鼓吹继续革命理论的暴力主义者，同时却是一个对“同志”天真得难以置信的理想主义者。他到了最后，已经被赶出祖国了，才知道他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就是他当年并肩战斗的“同志”。他没有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付“同志”，是因为他把党内之争看作只是“路线”之争与“道德”之争。革命，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宗教和信仰。他不知道，通过宗教和信仰所集中的权力，仍然是赤裸裸的世俗权力。革命把他撕成了两半，一半是对付“敌人”的，他可以没有道德负担，一半是对付“同志”的，从内心到行动，都必须有道德底线。所以他可以在尊重列宁的同时，不顾一切地与列宁争执。

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几乎没有谁会认为斯大林能够成功地接掌列宁所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更没有谁能看透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列宁临死之前对斯大林肯定有所觉察，但已经晚了。况且，列宁究竟觉察到什么程度，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这一点很有点像列宁写遗嘱，谁也猜不透其中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对谁既有好话也有坏话。

历史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淘洗，我们才清楚地看出，只有斯大林对人不存在任何指望。我说的是任何人，包括“敌人”和“同志”。他没有道德感，对成功和失败不存在丝毫的侥幸。他一开始就把身边所有的“同志”视作敌人。只有他目标明确，手段彻底，不留情面，一意孤行。权力是他唯一的对象，任何代价都在所不顾。至于为这权力所作的“理论包装”，那是对别人的。斯大林的内心世界的深邃与曲折，无边无际。所以一开始他就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

心存侥幸的人是不配角逐权力的，只有无边的内心黑暗才能奠定胜利的基础。

也不要忘记了这个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当上了圣彼得堡的第一把手。那时，他可一点也不仁慈，迫害了无数的人，而且多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为了他的政绩，高尔基甚至不惜与列宁交恶，愤而离国。季诺维也夫帮助斯大林，目的是为了对付影响他权力升迁的托洛茨基。他并没有把斯大林太放在眼里，他的内心也有一座黑暗的迷宫。只是，这是一座类似巴比伦国王所建造的迷宫。所以，他注定要败在斯大林的手里。

很长时间以来，上述恐怖的历史对我而言只是一种书面的存在。1999年，当我离开出版社的时候，最后一次看到那些多少次诅咒我的面孔向我微笑着口出挽留之辞，而我又确切地了解他们在我背后所做的端不到明处来的连串行动时，斯大林的那段历史才从书面变成了鲜活的血肉，变成了覆盖内心的巨大黑幕。

也就是在那段阴郁的日子里，我的旧诗情结有了适当的发挥。于是，有一天的酒后，微酣的我突然冒了这么几句：

曾经索寞写余生，两盏三杯浅浅斟。

细雨微风添意绪，柔歌慢舞乱新尘。

文人且作官人笑，媚曲何须古曲声？

暗涌春潮无泻处，依稀梦里夜着痕。

官场总有得意的政客和失意的文人，而中国的文人却又偏偏爱在官场里厮混，好混出个政客的模样。殊不知官场并不是厮混的地方，而是权力角逐的战场。其实，我相信，不少文人恰恰就是在这战场中受辱的，可怜他们实在是无法言说其中的曲折。什么时候他们带着表面上挂着的那得意的官样笑容听到了一声断喝：那是狗一样的感情，才真的明白媚曲的无奈、无聊与残酷。不过，到了那一天，自己早就迷失在无尽的内心黑暗中，永远也走不出来了。

1999年年终　写于美丽的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