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雁和司苏实嘱咐我为老摄影家顾棣的《红色摄影史录》写序的时候，我不胜惶恐，也颇为难。原因是，首先，我对那一段历史知之甚少，虽然也翻阅过一些资料，查看过部分图片，但离从容讨论所需要的知识背景，仍然有相当差距。其次，对比顾棣老先生大半生持续不断的资料整理，尤其面对他写了四十多年的个人日记，以及日记里所存留的珍贵史料，我无言以对。我内心除了敬佩，别无杂念。再其次，当我在山西太原司苏实的家，看到他，还包括他夫人，是如何全力以赴地帮助顾棣老先生，如何日以继夜把顾老先生的文稿输入到电脑，如何校对、查找和阅读相关文献，如何走访相关人士，我便意识到，司苏实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不仅仅在帮顾老先生，他其实是在努力存留一段历史，一段可能已经出现许多空白、当中不少细节鲜为人知的波澜壮阔的视觉的革命史。正是这些原因，让我迟迟难以下笔。

我私底下以为，最有资格写这篇序言的，应该是沙飞的女儿王雁。没有她的努力，沙飞不会重新回到他所热爱的人民当中，不会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没有她的努力，沙飞也不会成为今天整个中国摄影界的一份重要遗产，成为中国现代摄影，我说的不仅仅是革命摄影，还包括以纪录人类命运与民族苦难为使命的现实主义摄影的一面旗帜。同样，没有王雁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具体而微的，并不是精神性那么抽象，司苏实也不会走进顾棣老先生的资料库，更不会有眼前这本详实的文献为主的专著。只是王雁谦逊，坚持要我来行文。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见王雁，亲自聆听她讲述沙飞的故事时，我就敏锐地发现，一场奇特的寻找，女儿寻找父亲，中国摄影寻找沙飞，中国人民寻找一段残酷战争的苦难记忆，原来已经在默无声息地进行了许多年。当我把“寻找”这个关键词告诉王雁时，她马上心领神会，并决定，用她父亲作品的销售所得，支持我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建立“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通过研究而让沙飞精神得到落实，并且发扬光大。

2008年11月，“沙飞影像研究中心”成功地在石家庄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在会上见到了顾棣老先生。他身体不好，但依然像战士那样，为了历史真相而奋不顾身地工作。顾棣老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朴素地描述了当年的情景，回忆沙飞的每一个细节，讲到激动时，竟会情不自禁，兴奋莫名。他握着我的手，脸上流露着宽慰。我知道他的宽慰是对“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的，因为他意识到历史可以延续下去了。他明白，历史延续下去的动力来自历史的公共化，来自学术的有力推动。他可以把这份历史交出去了，把他从14岁就开始的执着，把大半生的艰辛，托付给同样具有公共价值的学术本身。

但也正因为这样，这序言让我举笔沉思，下笔滞重。从某种意义看，我的这篇文字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体会，并权作序言，以证明本书之价值。

认真阅读顾棣的文稿，我想就书中所论提出三点看法与读者分享。第一点和第二点与顾棣的叙述有关，第三点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延伸思考。

第一点，顾棣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战争的图片，不仅拍摄本身充满了危险，而且，它们能够保留至今，让我们“亲眼目睹”当年的景象，也是沙飞们，他以及他的战友们，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这充分证明，历史不仅仅是被纪录那么简单，甚至远不是纪录本身那样直观。历史是用生命存留下来的真实，是在面临重大选择时，英雄们义无反顾地用生命而存留给我们的记忆。这意味着，除了图片所叙述的历史外，还有另外一部历史，如何纪录历史的历史，如何用生命守护真实历史的历史。这历史不为人知，甚至不被重视。这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事者的黯然离去，就会湮没无闻，完全沉埋在失忆的长河中。现在，顾棣以信史的笔法，朴素平白地把那历史中的历史解读了出来，然后交给历史本身。

第二点，顾棣详尽地交待了前辈们，他们有沙飞，有石少华，有吴印咸，有郑景康，有罗光达等，甚至还有将军，比如苏静、叶挺、张爱萍、吕正操等，是如何加紧培训摄影人材，以至于在全国解放的时候，革命摄影本身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并迅速接管了整个中国的摄影界。这事生动地说明，在那个个人命运动荡不安的年代，在那个灭亡与新生共存的年代，创造历史的人们同时敏锐地意识到纪录历史的意义，所以他们才利用一切条件，甚至创造条件去拿起相机，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对着稍纵即逝的重大事件按下了快门；正因为对纪录历史有着一种紧迫感，他们才放下相机，以最便捷的方式培训摄影干事，让更多的人深入到历史的每一个现场，去面对更多的现场与更重要的细节按下快门。这一现象不得不让我对历史意识本身肃然起敬。我的意思是说，当一种历史意识和一种历史的发展逻辑相统一的时候，历史本身就是力量，纪录历史就会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并在后人正确无误的记忆当中，成为伟大的历史本身。

第三点，由此而让我沉思的是，当沙飞提出“摄影武器论”的时候，当他们那一代人在神圣的历史意识的指引下纪录同样神圣的历史的时候，摄影的纪实性与摄影的工具性是同一的，这无疑构成他们奋不顾身的缘由。然后，当这种历史意识通过普遍的培训而成为体制，当这一体制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摄影秩序的时候，摄影的纪实性可能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为与现场有所对立的存在，结果是，控制观看就会成为意识超越现实的一种结果，而造就了近半个世纪的摄影现实，其中不无虚假与作伪。历史的复杂性在这一转折当中暴露无遗，历史的吊诡也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呈现。我们究竟如何从历史本身反思这一转折，这涉及到我们认识历史的立场与态度。不管怎么样，在我看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摄影武器论”，如同简单地把摄影等同于艺术一样，不会有积极的结果。

不管有什么看法，也不管历史如何地吊诡，用生命所存留的历史，其价值是不用怀疑的，也用不着证明。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会比生命更有价值吗？！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