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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紫紫现象

杨小彦

 

 

在中国,人体总是容易引起争议,很多时候,甚至是人命关天的争议。

关键是,这里所说的人体,主要指女人体。

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刘海粟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使用女人体做绘画模特,引发社会争议,更引起军阀孙传芳的愤怒,要强令禁止。此事居然让刘海粟一举成名,获得“艺术叛徒”的名声。直到今天,美术史仍对此津津乐道,以为刘海粟是冲破封建罗网的先驱。然而,少有人论证其中的原因,而这原因也太简单了,就是因为女人体。

其实,更早的时候,也就是民初吧,在广州,民国革命的一位元老叫潘达薇,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重要人物,为了开风气之先,不仅创办照相馆,而且还以自己的女儿为裸体模特,拍摄人体照片并公开展示。不知何故,当年潘的大胆举动没有引发争议,更没有什么军阀横加干涉,否则,可以想见,此事也一定会议论纷纷。

那个年代,艺术界崇尚西方写实艺术,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不远万里到欧洲,好寻找写实主义绘画的秘诀。这个秘诀,说穿了,就是画人体,尤其是女人体。在这些出国留学的艺术家中,如今都是名留青史的大家,他们有李铁夫、李叔同、徐悲鸿、林风眠、常书鸿、唐一禾、吴作人等等。他们回国,大部分人从事美术教育,并且全都画女人体,不仅做示范,更当成是独立作品。民国年间,大概风气已渐次开放,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孙传芳之类的可怕事件。在美术学校画人体,已然成为常态。当然,那个时节,人体问题实际上仍然规限在教学和审美范畴,并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新中国成立,按理说应该更加开放,但事实上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却带来了一个日益严厉的政治环境。1964年,伟大领袖罕见地就美术教育中的人体模特发话,说为了艺术,有所牺牲还是值得的。老人家说得暧昧,并没说要禁止,只是有所“牺牲”而已。但传达到底层,就变成了全面禁止画人体,尤其是女人体。

这事倒说明,20世纪初就开始的左翼文艺运动,以及发展到后来的革命文艺运动,本质上就带有禁欲主义的色彩,尽管一开始时是颇为“解放”的。

史料有载,文革前夕,广东美协在一次传达领袖关于人体模特的最高指示的会议上,老画家徐东白听后大声惊呼:是否从此就不许画人体啦?!他似问似答,似答似问,因为现场没有一人敢议,更没有一人敢答。从那时开始,全国就真的禁止画人体了。

80年代中,我就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生。一天,一位老师拉我到她家,出示一份写于1965年的内部报告,是当时美院领导针对油画系某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作的思想调查。文称:此班之所以出现思想混乱,原因有二,一,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二,热衷于画女人体。第一条理由可以理解,第二条理由,把某种“坏思想”归究于女人体,却颇为怪异。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完全可以质问:女人的身体碍你什么事,何时何地居然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可那时就是这样认识的!

文革期间没人敢画人体,哪怕这人体属于“工农兵”。一些不无暧昧的美术作品奇特地满足了一种隐藏起来的窥淫欲望。70年代中陈衍宁画的《渔家新医》,矫健的步伐和饱满的身材让人多少有点想入非非。几乎同时期的唐大禧的雕塑《海岛女民兵》,作品中的年轻女性骄傲地挺着胸膛,高高挽起裤脚,露出了修长而不无性感的大腿,给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想象。

人体不是艺术,但至少是学习的基本功之一吧。有年轻人私下组织画裸体,更有人拍摄人体照片,以为是审美。所画所拍当然是女模特,不幸给人发现,结果就很残酷了:被公安定性为“流氓罪”,拉到刑场上枪毙掉了。此事记载在历史上,有心人可以自己去查,不容我们怀疑,并由此而知道,女人体背后,原来也是血淋淋的。

改革开放,美术界第一次重大的争议就是这个女人体。1981年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其中一张是中年艺术家袁运生的《生命的赞歌》,以西双版纳泼水节为题材,当中描绘了几个变形的女人体,今天看一点也没有那个,居然引起掀然大波,舆论一片讨伐之声。幸好时代变了,画没有给铲掉,只是用一面幕布遮盖了起来,所以能够留存到今天。艺术家本人也好像没受什么特别的影响,反倒名气由此大震。

女人体第一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是1989年2月的《中国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展出作品都是中央美院油画系师生的课堂作业。没想到参观人数破纪录,中国美术馆门前罕见地排起了长队,人们热烈渴望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其中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女模特们要集体上诉,索要“肖像费”。报纸上说,个别女模特觉得受骗了,本来只是做模特,没想到给拿了出来展览。因为画得像,给人认出是某某,几乎无脸呆在人间,所以非要把官司打下去不可。

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一直都存在着与女人体有关的某种博弈,一方面努力使女人体合法化,试图证明女人体是一种“审美”方式;另一方面则坚决禁止,以为裸露身体有伤风化,弄不好还会助长“资产阶级思想”,好像这反动“思想”总是要和“黄色”联系在一起,活生生气死西方那些严肃古板而又有道德标准的中产阶级。有意思的是,这场博弈在出版界表现得非常充分,不断有人体图片的书籍出版,以图丰厚的利润,同时也有对其中的“露骨”的处罚。

广东人陈醉写的《人体艺术研究》似乎是一个转折点。书非常畅销,畅销到连作者也有点不敢相信的程度,说明国人中爱好这一内容的大有人在。其实,此书的学术水准是要打折扣的。一本研究西方人体艺术发展的书,作者却不知道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克拉克也写过类似的一本,题目叫《人体进入艺术》,描述人体如何成为一种艺术语言,以及这一语言在不同时代所承载的价值的历史。克拉克的书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克拉克的书越是得到公认,陈的书有问题就越是不容置疑。不过,即使如此,陈醉的书对于女人体的合法化仍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陈醉的论述中,女人体是一种纯粹的审美,与色情无关。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瞪大眼睛去看女人体呢?那是一种审美呀!

进入21世纪,情况真的在变好,社会以越来越开放的眼光看待女人体。有勇敢的靓女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裸模身份,并且还拍照出书,其中有名的是汤加丽。当然,审视她的图片,我们发现,汤加丽的“美”和某种优美的舞蹈动作有关系,她是以此来区别自然中的女人体。她肯定认为,女人体是一种审美。

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股拍摄女人体的风潮,社会上有许多摄影发烧友组织起来,合伙租用一两个靓女,把她们带到山中湖边,让她们赤裸着身子骚首弄姿,然后开始“摄影创作”。

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一类“创作”。

甚至裸体也成了公开的广告。某商场用裸女在现场洗澡,去推销某一品牌的沐浴液。

这一切都发生在年轻的女学生苏紫紫裸露她的身体之前。

也幸亏有了此前这林林种种的女人体事件,苏紫紫的裸露才在成为社会新闻的同时,没有被“封杀”掉。

但因为是女大学生,又因为出生贫寒,贫寒的女大学生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生活的费用,于是,身世、性别与谋生加在一起,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有了各言其是的争论。

更重要的是,苏紫紫是学习艺术的,她所做的,是一种行为艺术。

某种不成文的规则告诉我们,行为艺术,大多数都是裸体的。中国第一代的行为艺术家张恒是裸体的,另一位同为第一代的艺术家马六明,更是以其女性化的脸和男性的身体作为双性同体的语言表征,演绎着裸露的价值。

苏紫紫不是汤加丽,她不需要那种舞蹈般的优美,以及为这优美而设置的“舞台”,包括与这“舞台”相关的一切审美。

她赤裸着面对记者,赤裸着回答问题。在这面对与回答中,她没有做出优美的姿势。她不会,也不需要,更没想到。她面对种种疑问,种种眼光,而她自己的疑问和眼光却少有人关心,那就是,为什么当她以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方式变成裸体的时候,就突然出了名。

毕竟是19岁的女生,阅历不深,思维不老到,语言不精练,但她直率,直率地质疑和直率地面对。

记者采访她,而她却是裸体,这本身就是新闻。

从来没有人这样接受采访。

但这新闻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无法评说。

女人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审美还是伤害?性感还是色情?真诚还是出位?

因为裸体,苏紫紫出了名;又因为出了名,她只能继续裸体。这就是苏紫紫现象。

苏紫紫现象不能复制,尽管有人想复制;不能出现第二个,尽管后来者肯定会有。

苏紫紫现象嵌在历史中,但历史不是裸露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可惜,镜子中的像,也就是镜像,也不是裸露的。

这说明苏紫紫越是出名,她就越会消失掉。这不免有点残酷,但事实确实如此。

 

201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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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

杨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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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授。曾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画廊》杂志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评论员及加拿大温哥华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近二十年来,撰写有上百万字的专业评论,涉及绘画与摄影。被收入贾方舟主编的《中国艺术评论家》,为近二十年在此领域做出成绩的36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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