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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与摄影

高华与摄影

杨小彦

2011年12月30日,南京是灰霾天气。这天一早,我与冯原专程到南京雨花台送别学者高华。

最近几年,我们与高华有过几次令人难忘的交往。他是历史学家,我和冯原则主要研究视觉问题,尤其关心图像实践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我们在一起,高华讲历史,我们则解释各种视觉现象。高华解释的历史让我们大开眼界,他对我们所讲的视觉现象也抱有强烈的兴趣。这常常使我们的交流自由而顺畅。几年前我们一起到延安开会,三人站在延安枣园门前,注视着画有领袖与其战友居住的平面图,探讨其中隐藏着的奇妙的空间政治问题。高华详细谈了当年住在枣园里的张闻天的遭遇。突然,一个词让他脱口而出:政治感冒药!意思是,在整风的严厉气氛下,张变成了运动的“政治感冒药”,稍有不适,他就会被端出来批判一下,以解困境。接着,我们到了当年的七大会场,简朴的现场布置同样呈现了令人感叹的空间政治秩序,见证了政治的全面性,落实到视觉上,就成为对观看的一种有效控制。高华慎重地指出,视觉秩序显然被历史学家忽视了,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延安会议之后,我们常常联系,我也不断向高华请教,所谈多与视觉政治有关。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我与冯原商量,干脆私人邀请高华南下,纯粹是休憩,不开会,更不做报告,就三人,开着车子,在珠三角游走闲逛。我们从广州出发,到新会参观梁启超故居,到中山看孙中山纪念馆,到珠海看大海,再返回开平看华侨雕楼。路上自然离不开近代史这个话题。一天傍晚,月光甚好,我们寻到一处江边的大排档,坐下,点上菜,要来啤酒。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到1971,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到了与视觉有关的内容,也就是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并冷到了脊梁骨的顶端,甚至使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

不久,“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一次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我特意邀请高华参与。这时的高华真的对革命摄影产生了研究的欲望,对摄影的社会作用另眼相看。他在会止发表了“三种左翼”的观点,引起了会议的强烈反应。高华提醒我们,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除了摄影家沙飞以外,还有著名记者邓拓,这两人广为人知,但是,还有一个人我们都忽略了,那就是埋头做宣传组织工作的张春桥。高华指出,革命自然和左翼运动有关,但参加革命显然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左翼方式:个体左翼,集体左翼和组织左翼。显然,沙飞尽管身在革命阵营,但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个体左翼的代表。邓拓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规训程度比沙飞要高,其所表达的是一种集体化的左翼观点,接近革命运动的核心。张完全没有抛头露面,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溶入组织之中,是组织左翼的典范。他们的结局也令人唏嘘,沙飞1950年因精神失控打死日本医生而被枪决,邓拓逃不出文革大劫,是文革开场的无辜祭品,自己了断了自己。张春桥尽管后来位及人臣,但最后仍然逃不出革命的制裁,成为阶下囚,以沉默了却余生。他们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某种历史的定数,但又充满了个体的特殊性。

坦率说,摄影界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自身的历史,从而印证沙飞的悲剧性。高华独具慧眼,看出了其中的曲折。但他的观点又具有普遍性,充分说明历史的吊诡,以及隐藏在这吊诡背后的悲剧性质,从这一点来看,沙飞的悲剧绝对不是个人的悲剧,尽管其死要归究于一时的失控。沙飞的意义也在高华的洞察中彰显了出来,让我们对摄影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2010年,高华已经身体不适,不宜出远门了,但他还是毅然接受我的邀请,南下广州,参加由我策划的艺术家张大力《第二历史》的研讨会。张大力用了好几年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好不容易地收集了相同照片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不同版本,让其中的修改痕迹呈现出来,揭示了公开的历史背后的“第二历史”,给人们以重新思考历史的机会。我以“视觉秩序背后的一种修改机制”为题,邀请各方学者参与。高华因为对这个问题有心得,不顾重病缠身,由夫人陪同南下,从头至尾参与了讨论。

高华此时脸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谈之中依然保持了一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敏锐。我寻问他的病情,他嘱咐我不要担心,他会积极治疗的。他的乐观多少让我放心,但他的脸色却传达出让人揪心的信息。

果然,后来关于他的病情的消息不断传来,多数不太好。与他联系,他总是淡然。我与冯原又一次安排了他的南下,条件优厚。但是,高华回信说,身体不适,无法南下。

高华去世前一个月,我与冯原去南京专门看望他。飞机才降落在南京,就收到高华的短信,寻问我们到了没有,急切地想看到我们。走进病房,高华安详在躺在床上,冷静而清晰地描述着他的病情。他告诉我们,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希望能有好转,然后再做别的治疗。我握着高华的手。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们谈起了愉快的珠三角之行,谈到了江边的大排档,以及那一晚的夜色。其间也谈到了他的研究,尤其与摄影的关系。甚至,我们还照了相。高华说,他现在容颜尚好,可以合影。合影时,我们都伸出了胜利的手势。

出来后已经是夜晚,我们匆匆赶路,没有说什么。心情不好,因为知道高华最后的日子已经无多,心里祷告着,希望奇迹出现。

但奇迹终于还是没有出现,一个月以后,高华撒手离去。

追悼会上,高夫人和我相拥而泣,泪流满面。她失去了一位好丈夫,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中国学界失去了最优秀的学者。我从此无法再听到高华谈论摄影。假如他能有更多时间,谁知道一个历史学家进入摄影之后,还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2012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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